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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古学-这场关于二里头文化、二里头遗址历史文化属性的讨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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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:很多人把這場學術討論理解為完全對立的兩種學術觀點的辯論,這是不對的。這場關於二裡頭文化、二裡頭遺址歷史文化屬性的討論,實際上並不是“夏”與“非夏”的爭議,而只是關於現階段對相關問題如何表述更加科學、合適之商榷。因為,在下述問題上,雙方是完全一致的:二裡頭文化是進入國家文明的文化遺存,是時間上位列商王國文明之前的王國文明;二裡頭遺址是王國都邑遺墟,其時間位列商王國最早都邑之前。正因如此,“存疑方”才大力倡導二裡頭遺址“最早中國”說,並認為如果一定要追問二裡頭文化、二裡頭遺址的歷史文化屬性,那麼最有可能是夏王國文化、夏王國都邑——只是缺乏文字實證。

1982年至1995年,杜金鵬在偃師二裡頭遺址從事考古工作,親歷鑄銅作坊遺址、制骨作坊遺址和祭祀遺址的發掘;隨後又奉調進入偃師商城考古隊。可以說他人生的大半歲月都是在洛陽與鄭州之間的洛河沿岸度過的,其研究主要集中在遺址宮殿建築、祭祀遺跡、文化分期、文化屬性、文化傳播和遺產價值等方面。

記者:這個“最早中國”,規模有多大?

記者:除您之外,還有多少考古學者也持這個觀點?

杜:不會。考古不是算命,除了文字,還需要許多證據來支撐。多重證據相加,現在已經非常靠近肯定的結論了。

記者:到底在爭什麼呢?是對“最早中國”有爭議嗎?

即便其他一些更早的考古學文化被認為進入國家文明階段,也不宜稱為“最早中國”。

記者:關於二裡頭文化是否為夏文化、二裡頭遺址是否是夏都遺址,至今在學術界還存在爭議,而且公眾也都參與了進來,甚至分成了“陣營”?

記者:如果運氣不好,始終沒有發現文字證據,會影響“最早的中國就是夏都”的判讀嗎?

記者:圍繞“最早中國”是不是夏都的爭論,其實是東西方不同的考古方法論之爭?

記者:最新的考古工作,有沒有令人驚喜的發現?

杜:不是。考古發現和研究表明,二裡頭文化已是比較成熟的國家文明。遺址的規模、內涵證明它是一代王都遺址。因此,二裡頭文化是現知商王國文化之前代王國文化——這是中國考古界的共識。

杜:這會是一個逐步相互促進的過程。為了保護二裡頭遺址,當地居民付出甚多,理應得到回報。二裡頭遺址考古成果非常豐富,有很多的展示利用潛力與前景。尤其是宮殿區、祭祀區和手工業作坊區的諸多文化遺跡遺物,具有重要的文化、科學價值,也有極好的展示利用條件。因此,即將開放的二裡頭考古遺址公園和二裡頭夏都遺址博物館,將向人們全面展示二裡頭遺址文化內涵和價值,也將為當地民生改善和社會發展做出貢獻。

杜:二裡頭遺址是最早的中國,“最早中國”姓“夏”!

二裡頭遺址,寄托了許多中國人對自我認知的需求與期待。中國獨有的、持續數千年的歷史記載,使得中國式考古發掘形成了獨有的實史互證方法,有著成熟的理論體系——殷墟和甲骨文的發現與辨識結果,充分證明瞭中國曆史記載“所言不虛”;但接下來的情況是,中國考古學者又發現了二裡頭遺址,那麼這個“最早中國”,是不是“夏商周”中的“夏”呢?

現在,“肯定方”給出的是“推論”;“存疑方”追求的卻是“結論”。

杜:60年來,二裡頭遺址累計發掘面積達4萬餘平方米,但這隻占總面積1.75%。經過持續的發掘與研究,目前對二裡頭遺址的範圍、佈局、內涵、年代等已有基本認識,對其王朝屬性也有大致共識。

二裡頭遺址揭示的人類活動歷史,晚於良渚,又早於殷墟,是研究中國早期國家和文明形態的重要對象,被學者們譽為“華夏第一王都”“最早的中國”。

伴隨著殷墟和良渚已先後被列入《世界遺產名錄》,二裡頭遺址在中華文明和中國上古歷史中的地位及其相關研究成果,越發引人矚目。

記者:“良渚”申遺成功後,“二裡頭”越來越受到關註。當地民眾預計會從文化價值中受益嗎?比如會出現目前很火的“國家公園”嗎?

杜:是的,爭論的背後,都是對方法論的質疑。比如,考古學文化與歷史學人物事件的對證關聯,是否科學?一些歐美學者強調考古學純潔性、主張就物論物;而大部分中國學者主張透物見人,把考古學納入歷史學範疇。看起來前者似乎更客觀、審慎而科學,其實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國情不同、學術背景不同而形成的不同學術理念——由於缺乏必要的歷史文獻記載,許多國家的考古發現是無法與當地古史相聯繫、印證的。而中國在這方面則有得天獨厚的條件。再比如,考古學文化與歷史學人物事件的對證關聯,需要多少、多硬的證據?所謂的“自證”證據——本身的文字證據,在考古學上其實是可遇不可求的。

記者:如果二裡頭遺址不姓“夏”,那她姓什麼呢?

杜:據我所知,支持這個觀點的“肯定方”占大多數,“存疑方”為少數。這是“夏商周斷代工程”以來的學術現狀。當然,學術問題的爭議不能簡單地以人數多寡論是非。但我自己是堅定的“肯定派”。《中國考古學·夏商捲》和拙著《夏商周考古學研究》皆可為證。

作為一種文化現象,尚在持續的爭論對“最早中國”產生了影響嗎?公眾應該如何理解二裡頭遺址的考古成就?人民日報海外版“世界遺產”版記者為此採訪了杜金鵬(以下簡稱“杜”)。

記者:如果讓您用一句話,簡單明確地總結對二裡頭遺址的判斷,怎麼表達?

目前大家爭論的焦點是證據。“肯定方”認為從歷史年代、都邑地望、文化內涵等方面,推論二裡頭文化可能為史傳夏王國之文化遺存、二裡頭遺址是史傳夏王國都邑遺墟。而“存疑方”則認為二裡頭文化、二裡頭遺址尚未發現可自證為夏王國遺存的文字證據——殷墟發現了記載商王名號的甲骨文,成為殷墟是商王國都邑遺墟的最有利證據——因此不宜輕易將現有考古學文化、遺址與文獻記載中的夏王國直接對號入座。

杜:哪有那麼誇張。確實存在不同意見,但學術討論是好事。我要再次表述一下自己的判斷:即現有考古發現表明,與史傳夏王國最為符合的考古學文化,就是新砦·二裡頭文化——更確切地說新砦文化可能是早期夏文化,二裡頭文化可能是晚期夏文化;二裡頭遺址應該是夏都故墟,是最早被叫做“中國”的國家對象。

在許多資料和專著上,都能看到“杜金鵬”這個名字。

杜:有啊。近20年的發掘面積,合計約1.3萬平方米。新的學術理念與方法開始應用,宮城、井字形城市幹道和工城的發現意義重大。同時對周邊聚落群和歷史環境調查,也進一步凸顯了二裡頭遺址的重要地位。目前正在持續進行的宮殿區建築基址的發掘,極大豐富了關於宮殿建築佈局、年代、演變之認識,也為深入研究二裡頭遺址性質,提供了新材料。